——《慈濟法髓——慈濟40周年紀念專書》推薦序
釋昭慧
不可諱言的是，早年筆者對慈濟志業的做法，曾經有過強烈的質疑。其內容包括：
一、如果「鰥寡孤獨廢疾者」的社會問題，都由民間的慈善事業承擔、解決，是否會使政府反倒迴避掉了建立健全社會福利制度的責任？
二、慈濟太強調「不介入政治」，是否會使得政治人物在制訂或推動不利弱勢眾生與生態環境的法案與政策之時，因為缺乏來自大型非政府組織的壓力，而更加有恃無恐？
三、慈濟事業是否已獲取太多善款，以致壓縮到其他社福團體的募款空間？畢竟其他如殘障、勞工、婦幼、罕見疾病等等社福團體的功能，並非慈濟所可取代，社福團體因捐款不足而事工萎縮乃至停擺，恐非臺灣社會之福。
四、慈濟僧侶強調的「自食其力」，是否與「依信施而維持正命」的戒律精神有所乖離？
五、慈濟的大陸賑災，是否徒令大陸官方將賑災經費節省下來，購置飛彈對準臺灣？
這些質疑，筆者是公然訴諸文字，發表於媒體上的。
作者與證嚴法師（94.4.20檔案照片：慶祝印順導師百歲嵩壽時，兩人合照於靜思堂書軒門前）。
然而近年隨著自己對證嚴法師個人、慈濟團體與臺灣社會的觀察，筆者逐漸改變了原來的看法。茲逐一說明如下：
一、有關慈濟事業減緩社福制度需求的問題，筆者發現，事實上臺灣的政府部門，並未因慈濟的存在而減編社福預算與事工，反倒是年年選舉的競爭壓力，促使政治人物競相將國有資產「跳樓大拍賣」，開出令人眼花撩亂的種種社福「芭樂票」以討好選民。
慈善事業的訴求是「仁愛」，財富的施捨必須出於自願，而無法透過公權力強制要求富人繳納善款，較諸社福制度有公權力可資依靠，其財源籌措看似不易，實則反倒較能照顧到人性需求，激發人們「行善」的榮譽心與成就感，讓社會資源得以在溫和而非強制性的情境之中，獲得某種程度重新分配的效果。
社福制度的訴求是「公正」，它將民眾視作「共同體」，讓社會資源得以透過稅賦設計而作某種程度的重新分配，以減緩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並且將財富分享視作共同體成員的「義務」而非「善德」。這原本與大乘菩薩「同體大悲」而不計功德的精神極為接近。
然而揆諸現實，芸芸眾生中三輪體空的菩薩甚難希有，要人無條件繳納巨額稅款，將布施當作義務，這點談何容易！利之所在，弊亦存焉。社福制度的局限，恰恰是「強制」所帶來的人性問題——它無法激發人們「繳稅」的榮譽心與成就感。反倒是過高的社福預算，使得許多避稅企業選擇出走，有損稅基及國民就業機會。它還養懶了一些國民，他們寧願坐領社福基金，也不願從事較不理想或較為辛苦的職業。因此推動完善社福制度的國家，往往出現一方面失業率頻頻飆高，一方面又頻頻引進外勞的矛盾現象。一旦預算赤字龐大，往往又不得不縮減社福預算。
二、有關「不介入政治」的局限性問題，由於臺灣政治人物總是在政商利益與選票利益之間來回擺盪，慈濟龐大成員代表的是龐大的選票利益，這是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不敢輕忽的力量。慈濟既然選擇「不介入政治」，當然會使諸多社會改革的訴求，減少了來自民間強大而有效的政治壓力。
然而揆諸臺灣社會的現實狀況，筆者逐漸認為，像慈濟這樣龐大而動見觀瞻的團體，在臺灣確實須要站穩「不介入政治」的立場。原來臺灣連國家認同都出現重大歧見；意識形態掛帥的政治操作，激揚起了民眾壁壘分明與愛憎強烈的國家認同乃至政黨認同，社會力在無有窮已的黨爭與政爭之中內耗不休。只要選期一到，選民大都依其國家認同與政黨認同而自動歸位，政治人物即便有心訴諸社會改革的民生議題，也無法換取「不同陣營」的選票。這使得社會改革運動，不是被貼上特定政治立場的標籤，就是處於邊緣地帶而聊備一格。
以慈濟如此龐大的群眾力量，一旦涉入政治，難保不遭逢微妙的政治報復，難保不被捲入酷烈的政爭、黨爭漩渦之中，更難保內部成員不會因政治立場對立，而將慈濟志業的部分實力內耗於政治惡鬥之中。如此則不但不是慈濟之福，更非蒼生之福！
因此筆者雖未改變「介入政治以良性促進社會改革」的理念，但更看清楚了社會形勢與團體風格的因緣局限。吾人與其要求證嚴法師與慈濟改變其風格，為社會改革而採取剛性手法「介入政治」，形成影響民生政策的壓力團體，不如敦請更多法師與佛教團體，踴躍承擔這份工作，讓慈濟事業與社會運動的區隔清楚，屬性明確。這樣，佛教的社會參與有著多元方式的展現，反倒能互補短長，殊途同歸。
三、有關其他社福團體的募款空間遭到擠壓的問題，筆者曾聞慈濟副執行長王端正居士說：「慈濟是把社福的餅做大了。」言下之意，是慈濟新開發了善款來源，而非搶食其他團體的大餅以壯大自己。筆者對這種說法，起先不置可否，總認為社會財富往往會循著「大者愈大」的法則，而集中在少數富豪手中，資財雄厚的慈善團體亦不例外，因為它的組織與文宣可因實力而更形完善，實力又可依組織與文宣的功效而更形擴充，這些斷非其他小規模社福團體所能望其項背。
然而近些年與部分慈濟人有所接觸，親聞他（她）們加入慈濟的動機，於是逐漸改變了自己的想法。一位企業家告知：他完全不信任檯面上活動的政治人物；如果沒有慈濟作為一股安定臺灣的力量，讓他感受到臺灣還有「願景」可言，那他早就移民到國外去了。一位企業家告知：如果沒有證嚴法師的感召，她會將財富拿來作更多的生活享受，根本就不會投入慈善事業。更多市井小民向我分享他們加入慈濟的心路歷程——他們大都不是從一個慈善團體轉到另一個慈善團體，而是受了證嚴法師的感召，於是從「只重視家人、只重視事業、只重視感官享受、只重視權位……」的現狀之中超拔出來，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螞蟻雄兵，奔赴醫院、貧民窟、災區與社區，無怨無悔地付出著他們的財力與體力。
這些慈濟志工的現身說法，讓筆者逐漸改變了看法。如上所述，慈濟確實是把社福的餅做大了！容或有些資源從其他團體轉入到慈濟，又何嘗沒有慈濟人因慈濟的啟蒙，而體會到布施的法喜，將善款挹注到其他社福團體之中呢？
四、有關慈濟僧侶「自食其力」有違律制的問題，筆者逐漸發現到：這是慈濟志業深刻感召臺灣社會的一項要素。靜思精舍的師父們全是「無償志工」，完全沒有運用慈善捐款，來維持常住的日用開銷；而師父們以身作則，又感召得更多在家居士，加入全職或兼職「無償志工」的行列，這使得慈濟善款中，人事費用的比例大幅降低。吾人只要將慈濟拿來對照其他知名慈善團體捐款用途的比例，此中狀況即可一目瞭然。
因此慈濟僧團的「自食其力」，其格局遠非古代叢林的「農禪」生活所能比擬——後者強調的還只是僧團的自給自足，前者則帶動了更大的慈濟能量，利益著無數的苦難眾生。這已是「菩薩僧團」的作略，恐非聲聞規格所能局限。
即使是依聲聞律法以觀，亦不妨從佛制戒法的最高理念「令正法久住」以推敲之：慈濟僧侶「自食其力」，感召到更多人「從善門入佛門」（證嚴法師語），改變了社會大眾對佛教與僧尼「消極、逃避」的刻板印象，已達成了「令正法久住」的功效，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實踐戒律的作略呢？
五、有關慈濟在大陸賑災的問題，經過長期觀察，筆者發現，姑不論大陸災黎、貧民與學童從其間所獲得的助益，即使是以「純粹臺灣本位」的眼光來看，無私大愛的慈濟團隊，讓中國大陸官方與民間，對臺灣的善良民眾，產生了良好的觀感，無形中也就減低了相當程度的疏離與敵對。這些無形資產，是吾人無法用賑災款項的帳面金額予以精算的。
旭宜居士於去（民國九十四）年底來電告知：適逢慈濟四十周年，將出版一套專書，收錄證嚴法師早期的法會開示文稿，以及全省委員會員聯誼會開示文稿，請筆者撰寫一篇序文。他並先行將其中部分文稿傳送過來，讓筆者先讀為快。
閱後深深感到：這些大都是早期慈濟的珍貴文獻，也是臺灣當代佛教的重要史料，它反映出了證嚴法師早年率諸信眾，蓽路藍縷以開拓志業的艱辛困苦，反映出她面對此諸艱苦時，非凡的毅力與軔性，以及她「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大乘宗旨——「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筆者既然銜命續貂，乃將上述久置腦海之中的點滴看法和盤托出，用代序言。
總之，慈濟的存在，是臺灣佛教與臺灣社會的光榮，也是海峽兩岸乃至世界華人耀眼的國際成就，更是比丘尼智慧、勇氣與實力不讓鬚眉（乃至猶有過之）的歷史見證！這一切「化不可能為可能」的活水源頭何在？讀者不妨從本套叢書之中獲取消息！
九五、三、一 于尊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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